Latest Post

2018深圳秋季茶博会十至茗归 好茶仓新零售体验火爆鹏城 粮油作物资讯全球市场动态与未来趋势分析

在中文网络上,谈及联产承包制度时总会出现一种声音,既指联产承包制度严重损害了中国农业的机械化进程,认同这类说法的人常常会举出一些诸如

从上图可见,1978年-2009年期间中国农业机械总动力一直呈平稳上升的发展趋势,1978年以后我国的农业机械获得了持续快速的增长,农业机械总动力从1978年的11749.9万千瓦增加到2009年的87496.1万千瓦。

再看历年增长的具体数字,可以发现在1979与1980两年出现了唯二的两位数增长状况,可见联产承包初农业机械动力出现了异常强烈的增长。

再将图一与图二进行简单对比可以明显看出,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幅较快的时期同时也是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幅最快的时期,图一和图二为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与农户对农业机械采用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提供了一个较为直观的证据。

农民私人购买经营拖拉机是从1979年开始的,两年来发展很快。据1981年底统计,全国(除外)农民私人经营大、中、小型拖拉机384344台,占全国人民公 系统拖拉机保有量27196 55台的14.13%,比1980年底增加9.1倍。其中联户经营的174315台,占45%,独户经营的211029台,占55%。

在许多人的刻板印象中,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必由之路,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前提条件,是推动农业机械化耕作的强有力手段,而家庭承包制下的小规模经营会阻碍农业机械的应用 ,但相关方面的研究并不支持这一观点:

首先进行相关研究的就是林毅夫,其与他人合作对我国4个县市的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得出结论,只有特别小的耕地规模才会对农户的生产性投资意愿有抑制作用,一般的耕地规模对生产性投资决策并没有显著影响。[3]

西南财经大学的王波与李伟在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后,得出结论为农业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获得的工资收入对农户采用农业机械的决策具有显著影响,工资每增加1%,以动力表示的农业机械使用水平将增加0.34%。这和预期是一致的。即随着从事非农产业的工资收入增加,农村劳动力的价格相对于土地的价格增加,必然会诱导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农户更多地采用农业机械,以代替变得相对昂贵的劳动力。

而耕地规模的系数并不显著异于零,认为耕地规模与农业机械的采用水平会显著正相关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农业机械具有不可分性,即农业机械的使用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

但对农村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如今农村存在着大批从事农业机械出租的专业人士,使得耕地规模小并不必然成为制约采用农业机械的因素。[4]

农业机械跨区作业源于山西省。以联合收割机的跨区使用为例,太谷县五家堡村农民温廷玉是最早的养机户,1983年首次购买了大型东风牌联合收割机,1986年与另五位农民组织收割机赴省内运城地区,利用小麦成熟的时间差开展联合收割机跨区收获小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跨区机收的范围很快蔓延到内蒙古、山东、河北、河南等省区。到1998年,全国跨区域收获的联合收割机数目已达6.8万台,收获面积8237万亩,涉及 19个小麦生产省

如上图可见,农机化作业专业户的数量与规模一直处于强劲增长中,全国跨区机收小麦、水稻、玉米总面积从2004年的15143.58千公顷增加到2013年的25372.13千公顷,年均增长7.65%。

华中师范大学的曹阳与胡继亮在通过对中国17个省市1362份问卷调查,发现农民投资农机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户主的年龄对农户农业机械服务支出有显著影响。户主年龄的估计系数为负值表明户主年龄越大,则农户在农业机械服务方面支付的金额越少。调查数据表明,户主年龄越大,农户耕种的土地面积越少,再加之户主年龄偏大的农户外出打工的机会少,大多数农户会选择自己耕作的方式,其农业机械服务支出也随之减少。

户主文化程度会显著影响衣户农业机械服务支出。具体讲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则农户农业机械服务支出越高,反之则支出越少。

农户的非农收入对农业机械服务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这表明农户的非农收入越高,则其农业机械服务支出也越高。现阶段中国农户存在着较多的兼业行为,非农收入提高,使得其劳动机会成本相应提高,在农业机械服务价格不变或下降的情况下,理性的农户必然会以机械替代手工劳作,增加农业机械服务支出。

最后作者还发现,相比耕地面积大小,耕地的种类对于农民投资机械化存在巨大的影响,难以实施机械化的丘陵山区等地对于机械化的投资明显较少,经济欠发达且地理地貌以丘陵或山地居多的地区,例如四川、重庆、广西以及中部的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地,农户的农业机械服务支出较少,而北方经济发达地区和华北平原地带,例如山东、天津以及河南、河北、山西和吉林等地,农户的农业机械服务支出则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但农户实际耕地面积要低于其他地区,而且地貌多以丘陵和山地为主,则其农户的农业机械服务支出居中。[6]

王海娟与胡守庚通过在湖北沙洋县和公安县的田野调查发现,随着原本农村合作劳动模式的瓦解,反而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的投入。[7]

反之在公社时期,由于公社可以支配农民进行大量的廉价劳动,同时农村劳动力又被束缚在土地之上,大量的廉价劳动时间反而使得采用机械化成为了一种并不经济的选择,反而在农民流动和分化的背景下,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瓦解,农业生产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劳动力的结构性不足,这使得采用机械化代替人力才有了经济价值。

蔡键、刘文勇通过对河北、河南、山东3省779份的问卷调查以及对50名农机手的跟踪调查,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既伴随着农业劳动力的不断外移,从事非农产业,农村的人工成本不断提高,因此产生了对农业机械技术的强烈需求。同时拥有农业机械的农民之所以会成为农机服务供给者,是因为其提供农机服务的回报(扣除掉油费、人工费和折旧维修费后的服务收入)高于当地从事其他非农工作的平均工资收入,可见农业机械化之所以会以服务外包的形式实现,背后是农民的经济利润使然。[8]

中国农业大学的刘玉梅与田志宏通过对河北与山东的1659份样本分析,农户家庭收入对其农机装备需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9]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农业机械化的进展是农民经济发展尤其是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果,伴随着联产承包一起到来的是农民拥有了对于自己劳动时间的支配权,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进入其他行业,农村劳动力价格相比公社时期出现了大幅度提高,这才成为了农民选择用机械代替人工劳动的主要推动力,与此同时国家农机补贴、农户年龄、农户文化程度、农地种类等要素同样也有着正面作用。